历史的画卷铺展，复杂的人物与事件交织其中，时而显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关联。一个后来备受争议的人物，其早年崭露头角，竟与一场特定时期对科学的干预，隐约勾勒出时代的轨迹。这一切的起点，或许要追溯到她与一位重要领导人的初次交锋。

1938年，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一周年，延安钟楼东边的戏台子格外热闹。党中央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其中压轴剧目京剧《打渔杀家》，由江青主演。她的表演赢得满堂喝彩，也给台下的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晚会结束后，毛主席与中央首长们亲自来到后台，慰问辛苦的演员。当轮到江青时，毛主席主动伸出手，祝贺她的演出成功。这次握手，标志着两人命运交汇的开始。

此后，毛主席与江青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他得知江青曾在上海居住多年，还与左翼文艺界人士，如田汉等人有过往来。这些经历引起了毛主席的好奇，他便向江青不停地询问起来。

江青表现得十分热情，对毛主席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话题很自然地转向了鲁迅。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才华和精神深感钦佩，坦言未能与鲁迅结缘，是他此生的一大遗憾。

毛主席曾提及，1930年夏天，李立三曾与鲁迅先生交流，探讨推行路线。鲁迅先生当时强调，在旧社会与旧势力斗争，必须坚决，同时也要注重自身实力。毛主席感叹这些话语至今听来依然富有深意。

见毛主席如此敬佩鲁迅，江青立即拿出自己亲笔写的一篇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毛主席阅读后，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两人的话题又转向了田汉、郭沫若等文化名人，相谈甚欢，气氛十分热烈。

权力转折点

在一次深入的交谈中，毛主席突然提起刘少奇在1936年写的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讨论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毛主席似乎有意考校江青，便将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递给她，让她带回去阅读并谈谈自己的感想。

江青郑重地接过报纸，认真拜读了那篇文章。几天后，她将报纸送回，并在文章的末尾批注了一句话：“模糊了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不足为凭。”这份批语让毛主席对她刮目相看。

他没有想到，江青年纪轻轻，竟然能有如此深刻的政治觉悟，能够精准地认识到革命的彻底性。在她这个年龄段的人中，这样的领悟力着实令人惊叹。毛主席看着江青写下的两行批语，满意地点了点头。

也正是在此时，毛主席注意到，江青送回的报纸叠得整整齐齐，这显示出她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做事认真细心的特点。此外，江青的字迹也写得工整美观，可见其在文学方面确有造诣。

毛主席认为，如果能有这样的人才来担任自己的秘书，定能帮助他解决不少事务上的麻烦。果然，不久之后，江青便进入了军委办公室，正式成为毛主席的秘书。她不仅负责毛主席的日常起居，还帮助他誊抄稿件，悉心照料，让毛主席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困境中的一丝光

然而，历史的走向总是充满变数。到了1960年代中期之后，江青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她开始在政治舞台上争权夺利，行事作风备受争议，最终在历史中留下了负面的印记。即便如此，她的秘书杨银禄晚年时曾公开披露，江青在特殊时期曾有三次落泪的经历。

杨银禄回忆，江青第一次落泪是观看京剧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主演的电影《荒山泪》，被剧情深深打动。第二次则是得知谢富治患癌仍坚持帮她布置摄影室而流泪。第三次落泪，则是因为一位与她所钟爱的艺术领域相去甚远的数学家——陈景润。

时间来到1966年，中国科学院内部也陷入了瘫痪，许多专家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当时，陈景润已在数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他却被扣上了“白专道路的典型”的帽子，被辱骂为“白痴”“臭老九”。他的研究成果甚至被人抨击为“伪科学”，很快他便被关押起来。

在关押期间，陈景润每天脖子上都挂着写有“现行反革命、臭老九”的牌子，时常被拉出去游街示众。后来，被释放的他不被允许在办公室进行研究，每天被迫从事体力劳动，接受所谓的劳动改造。

他被安排居住在一间阴暗潮湿、仅有6平方米的房间内，里面没有桌子，连电线也被掐断了。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陈景润仍然坚持他的数学研究。他常常在深夜点着昏暗的煤油灯，趴在床板上，通过不停地演算，攻克着世界级的数学难题。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当陈景润在1973年2月，于看病途中遇到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罗声雄时，他才小心翼翼地告诉罗处长，他已经完成了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已写好。他满怀忧虑地询问：“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他担心论文发表不了，即便发表了也会再次面临批斗。

罗声雄理解陈景润的顾虑，他曾亲眼目睹陈景润被人群殴，也曾及时出手营救。深知关押、殴打、批斗以及不允许接触学术研究对科研人员的残酷性，罗声雄决定与数学所的另一位研究骨干乔立风一起，跳过数学所的领导们，直接将陈景润的研究递交给当时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中科院副书记武衡。

并非独角戏

武衡看完陈景润的研究后，感到无比欣喜，立即指示，不仅要确保论文能够发表，更要保证陈景润的人身安全。而顾迈南，这位负责科技报道的记者，此前曾多次参加周总理等领导人主持的科技会议，深知当时中国科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她在1973年3月底，看到武衡在公开场合不提陈景润名字，却巧妙地透露中科院在数学领域已取得一项世界级成果时，立即向身边的科学院领导求证，得知是陈景润论证了哥德巴赫猜想。顾迈南随后前往中科院采访，尽管接待她的人曾带头批斗陈景润，言语间带着嘲讽，但她仍获得了足以撰写报道的信息。

顾迈南在新华社报纸上接连发表了两篇“内参”，专门报道陈景润。这些报道虽有夸大之处，如“陈景润病危，亟待抢救”等，但却成为了陈景润学术研究之路发生巨大转变的起点。正是这两篇“内参”文章，在1973年3月底，被江青看到了。

文章详细讲述了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重大影响，被外国著名数学家誉为“陈氏定理”，甚至有外国科学家写信称赞他“移动了群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却被安排住在仅6平方米的阴暗潮湿、不通风的房间里，导致他患上了肺结核。

顾迈南还用大量篇幅描述了陈景润当时的精神面貌。江青看到这些，派人喊来她的秘书杨银禄，哭着对他说：“很多发达国家的数学家都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研究出来了，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他现在处境非常糟糕，我们能不管吗？”杨银禄虽然私下认为江青又在“演戏”，因为陈景润的遭遇部分正源于此前“臭老九”的帽子，但他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几天后，江青再次找到杨银禄，递给他一份批文，上面有毛主席和她的批示。毛主席在批示上写着“交给姚文元同志去办”。然而，姚文元却对此产生了质疑，追问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认为姚文元是个“书呆子”，随即让杨银禄联系当时在清华大学工作的迟群负责此事。

迟群接到通知后，赶到江青办公室，听从了安排。1973年3月25日凌晨3点，迟群便带着武衡、顾迈南以及协和医院的张孝骞等人，直接前往陈景润的居住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中关村88号楼深夜的宁静。

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他以为又是革委会的人要拉他出去批斗，因此没敢吭声。迟群只好站在门外大声喊话，告诉陈景润，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武衡见陈景润还是没有开门，也开始在门外劝说他。直到听到武衡的声音，陈景润才放下心来，打开了房门。

然而，陈景润不同意去做体检。迟群只好直接硬拉着他下楼，把他抬到了汽车里，带他去医院进行体检。由于曾经多次经历过莫名其妙被打压、被批斗的事件，陈景润即便在医院，也不顾迟群对他讲的“最高指示”，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偷偷逃出了病房。

院方派人再次把他找回来，并要求他必须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接受体检，住院治病。毛主席关怀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分子”的举动，与当时江青等人提倡的“打倒臭老九”等宣传格格不入，因此，中科院内部为此还专门开展了一次大讨论，争论接下来是应该继续做研究，还是继续进行革命。

结语

经此一事，许多专家学者幡然醒悟，重新走进科研室，继续埋头做研究。罗声雄对此也感到非常意外，他没想到所里很多人开始向陈景润学习，潜心搞研究。随后，在罗声雄、武衡等人的帮助下，陈景润的论文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在专业刊物上，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轰动。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林群在2008年曾表示，陈景润在学术上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写的那篇论文分量极重，直到三十多年后，仍然没有人打破纪录。

在领导们的关怀下，陈景润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总理曾提议让陈景润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胡耀邦也为他安排了新的住处。1978年3月，陈景润与他的老师华罗庚等近六千名学术界代表，应邀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

在此次大会上，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会上，邓小平纠正了以往给陈景润等专心做研究的人扣上“白专分子”帽子的行为是不正确的，他指出“爱国家，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按照政治标准来说，应该说是红而不是白”。扣在陈景润头上十多年的“白专分子”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在开会休息间隙，邓小平还专门前去找陈景润聊天，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也是两人唯一一次见面。陈景润当时的身体状况欠佳，身体佝偻着。见到邓小平来了，他赶紧向其深深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邓副主席”，感谢他为自己洗刷了冤屈，更感谢他为学术界创造了一个安静做科研的环境。为了让更多科研人员放心做研究，邓小平在之后的演讲过程中讲，他就是大家的后勤部长。这番言论极大地鼓舞了在场的人们，也为后来制定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次会议为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同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式宣告中国从此走上全面改革开放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