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陈伯达与林彪于天安门

陈伯达晚年文章载《读书》。

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不幸被逮捕。自此直至1980年11月20日，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并肩立于被告席前，承受着公众的审判。

出人意料的是，陈伯达在晚年所撰写的《求知难》一文，竟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中得以公开发表。

即便以“纪训”为笔名而非其真名陈伯达，这样的举动在当时亦极为少见。须知，《读书》杂志乃三联书店发行的一份在知识界颇具影响力的期刊，深受知识分子群体的尊敬。然而，在那个时期，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16名首要分子之一，正身陷囹圄之中。

他的政治身份已被褫夺，何敢擅自公诸笔端？事实上，即便是陈伯达自己，也未曾预见会陷入如此境遇！

《求知难》并非由陈伯达直接向《读书》杂志投稿，那么为何该杂志会决定发表他的文章呢？

周扬陈伯达关系密切。

追溯至1982年4月22日，该事件的序幕由此拉开。当天，陈伯达的两位挚友，在公安部门的特许之下，得以前往探望陈伯达。在这两位好友中，一位与周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久前，这位好友曾拜访过周扬，并提及了陈伯达的名字。周扬听闻此事后，表达了若有机缘，他衷心渴望能与陈伯达见面。鉴于当时周扬与陈伯达的直接接触存在诸多不便，他遂委托这位好友转达了他的深切愿望……

周扬，原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士，与陈伯达年岁相隔四岁。1937年春，他们在上海首次相遇，之后相继抵达延安，并在那里共同度过了相知相惜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周扬迅速崛起，成为我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要职。尽管陈伯达并非他的直接上司，但职位始终略高一线。他们曾在北京中南海相邻而居。然而，由于公务繁忙，两人之间的交往并不频繁。

在他们的职业交往中，一段关键的对话发生在“四清”运动时期。当时，毛泽东对周扬所负责的文艺工作产生了不满，在与陈伯达的对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周扬，并暗示希望他能够“下放”——即前往农村。考虑到这次谈话是在毛泽东与陈伯达之间进行的，陈伯达也对周扬的下放问题表示了特别的关注。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周扬身为“四条汉子”的领军人物，遭受了迅猛的抨击。陈伯达，当时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亦曾对他进行指责。在文革的早期阶段，周扬便陷入了困境。之后，陈伯达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第四号人物”，事业达到顶点。但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受到了批判，自此淡出了政治舞台。不久，他也步入了周扬的后尘，同样身陷囹圄。

随着“四人帮”的溃败，周扬迎来了新生，再次肩负起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重任。而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16位要员之一，最终还是步入了历史的审判席。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受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周扬在文艺领域实施了一系列偏左的政策。这其中包括了对胡风、右派人士的斗争，以及对所谓“丁、陈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其中“丁”指代丁玲，“陈”指代陈企霞。但复出之后，周扬进行了深刻的自省，对因他过往的错误批判而遭受不公的文艺同仁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这一行为赢得了文艺界的广泛尊敬。至于陈伯达，他并非周扬当年错误批判的目标，而是因犯下严重罪行而被定为罪犯。那么，周扬为何会对陈伯达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呢？

陈伯达：垮台因与江青冲突

周扬通过途径搜集了陈伯达的相关信息，随即决定与其进行一次面对面交流。面对周扬抛出的会面提议，陈伯达毫不犹豫地即刻给予了肯定的回应。

次日拂晓，陈伯达向邻近的住处寻求公安同志的协助，希望能与周扬进行会面。他的请求迅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当天午后，公安同志带来了好消息，经上级批准，他终于如愿与周扬见面。

鉴于周扬前往陈伯达住所探望引发诸多不便，为此，我们决定邀请公安部门派遣专人陪同，以确保陈伯达安全抵达北京西单绒线胡同的安儿胡同周扬府邸。会晤时间定于当晚七点钟整。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回忆称，那是在黄昏六点二十分的时分，公安部门派遣了两名工作人员，并驾驶一辆轿车前来迎接陈伯达。随着夜幕降临，当陈伯达踏回家门，他的脸上流露出几分愉悦，却也难以掩饰旅途的劳顿。翌日清晨，陈伯达的起床时间比平日稍晚。醒来后，他向儿子详细描述了前一晚的经历。陈晓农深知这场会面的重要性，便立刻开始记录下来。

周扬不禁感慨万分：“若非你后来官至显赫，你的境遇或许大相径庭。《红楼梦》中曾有这样的名言：‘世人都道神仙乐，唯有功名难割舍！’你未能及时抽身退隐，直至位极人臣，在推翻陶铸之后，更是攀上了第四高官的宝座。”

陈伯达自述：实情是，我并非出自本意。周恩来总理曾三次与我进行商议，力邀我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职，但我每次都礼貌地拒绝了。总理最终语重心长地说：“你身为我党一员，难道中央就不能为你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吗？”面对总理的真挚诚意，我无法再推脱，只能应允。至于排名第四，最初在调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时，我是排在总理之后的，我对此持有异议，并向主席表达了我的立场。主席提笔将原本排在最后的陶铸同志的名字调整至我的前面，并询问我是否满意。至于陶铸同志后来的境遇，那是后续发生的事情。

周扬心中满是感慨，他感叹道：“自从我被禁锢于那铁窗之中，最初还能从广播里偶尔听到你的名字，然而不久之后，音信便彻底断绝，直到传来你遭受不幸的消息。我内心充满了悲痛。在那动荡的‘文革’岁月里，你承受了最多的指责，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在讨论历史问题的决议会上，几位同志为你仗义执言，我也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但主要的发声还是那几位同志。如今，对你的待遇已有改善，也给予了一些特殊的优待。”

“我曾挺身而出，拯救过毛主席！”最初将他拘禁之地，条件颇为艰苦……或许是我的话语触动了上级的耳畔，不久后，我便被迁至三层楼上的居所，那里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周扬回溯在阜平度过的那段岁月，不禁感慨万分：“我原以为毛主席曾面临极大的险境，却万万没有想到，竟是您英勇无畏，挽救了毛主席的生命。”

陈伯达直言，其衰败之根源，主要源于与江青之间根深蒂固的分歧。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他曾向周恩来总理透露过这一现状。江青多次企图远离毛主席的身边。

周扬提到，在庐山那段岁月，您曾倡导设立国家主席的职务，如今这一观点似乎依然如故。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当时您所期望的国家主席人选，正是林彪。

陈伯达明确指出：“我未曾提及林彪将出任国家主席的话题，我所做的仅是向毛主席建议，由他担任国家主席一职。”

周扬：写什么？

陈伯达最近专注于收集与经济相关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时笔耕不辍，撰写了多篇涉及文艺领域的文章。您是否留意到他的这些创作？（请具体指出文章的标题。）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曾言：“我愿向领导呈上建议，恳请审阅涉及文艺领域的文稿。若日后我有幸重返自由之身，我衷心希望能在您领导下的文联组织中占得一席之地，或许我可以协助整理资料，对此我深信自己能够胜任。一旦踏入文联的圣殿，我将全力以赴，贡献我的创作之力，而这几篇文艺作品，亦是我对您的一份诚挚心意。”

周扬：待会儿再说。

《读书》刊载《求知难》文。

在陈伯达与周扬的对话中，陈伯达提及了自己所撰写的若干篇涉及文艺领域的文章，并饶有兴致地询问周扬是否已有所涉猎。他逐一报出了文章的标题，其中便包括了《求知难》。周扬直言不讳地回应，他尚未拜读过这些文章。陈伯达随即提出，将这些文章送给周扬审阅。他立刻付诸行动，将涉及文艺的数篇文章转交给了周扬。陈晓农回忆道，不久之后，北京市公安局举办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春游活动，目的地为香山，这对陈伯达而言实属难得的经历。陈晓农进一步补充说，1982年11月的一个日子里，那两位曾经的访客在公安部门的特许下再次拜访了陈伯达。在会面时，一位与周扬相识的朋友从包中取出一本杂志赠予陈伯达。这本杂志是上个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内含《求知难》一文，署名为“纪训”。

那位友人简洁地告知他，《求知难》一文经周扬审阅后顺利发表。在漫长的等待了一个月之后，两位老友重逢，这才向陈伯达详细述说《求知难》得以问世的不凡历程：自陈伯达将申请提交至高层，至《求知难》等文章辗转至周扬手中，深受其青睐。不久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知名历史学家黎澍在拜访周扬时，也得以亲自欣赏陈伯达这些新作。尽管黎澍在70年代末曾撰写多篇批判陈伯达的著作，但他与周扬观点一致，对陈伯达的新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面对困境，许多人选择对我避之不及，这种态度实属不妥。在此，我衷心感谢周扬，以及那些在文章问世过程中伸出援手的同仁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