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崩塌前，他精准撤退套现16.2亿！国资接盘后顿悟：这个精于计算的老板，早将一切尽在掌握
2020年1月21日，在深圳顺利结束了一项涉及16.2亿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交易。
这次交易的转让方为宝鹰集团的创始人古少明，而接收方则是珠海国资。
从双方签署框架协议到最终完成股权过户，全部手续仅历时三十六天。
在通常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才能完成的国资收购案例中，这样的推进速度堪称飞速。
当时，这场交易似乎并未引起任何质疑的声音。
在珠海国资看来，这无疑是一笔令人欣喜的收购，他们成功引进了一家在装修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优质企业，其市场份额优势显著，运营状况也相当稳健。
古少明方面积极配合，不仅报价合理，各项手续也办理得十分顺畅，整场合作在双方满意中顺利推进。
然而仅过了两个月，恒大集团便出现了债务违约的初步迹象。
时间来到2024年，经过四年的发展变化，宝鹰集团因严重资不抵债而被实施ST处理。
直到这时，珠海国资才恍然意识到，他们接手的并非是一家普通企业，而是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潜在危机。
实际上，这场危机的倒计时早在六年前的2018年夏季就已经悄然启动。
那个夏天，与恒大合作的众多供应商几乎同时收到了一份重要通知。
这份通知的核心内容是对付款周期进行调整：原先按工程进度分阶段结算的模式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待项目全#热点观察家#部完工并通过验收后才进行统一支付。
这一改变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供应商原本只需垫资三个月就能收回款项，现在却不得不将资金占用周期延长至一年甚至更久。
这种情况就好比某天公司突然宣布，将不再按月发放工资，而是改为年底一次性结算。
面对这样的调整，人们的第一反应自然不会平静接受，而是会立即产生对公司经营状况的疑虑。
当时接到通知的供应商负责人们也是同样的反应，他们纷纷致电许家印进行确认，虽然通话时保持着礼貌的措辞，但内心早已充满不安与焦虑。
许家印以一种充满艺术性的方式回应道：“我们正致力于筛选更优质的合作伙伴，将那些实力较弱的淘汰出队伍。
”这番表述表面上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传达了一个潜藏的讯息：公司资金紧张，但无法直接言明，只能通过一个体面的借口来掩饰。
能够将资金短缺包装成一次战略优化，展现出其非凡的表达功力，这绝非普通人所能轻易做到。
然而，供应商老板们并非易于蒙骗的对象。
他们在商界打拼多年，早已历尽风浪，面对各种局面都有丰富的应对经验。
尽管口头上仍表达对许老板的信任，实际行动上却已经开始收紧合作条件，谨慎行事。
面对恒大此次策略调整，供应商群体内部逐渐分化为三个不同的阵营。
第一类供应商态度坚决，他们果断停止了新项目的承接，转而集中精力追讨恒大拖欠的历史款项。
这些经营者的决策逻辑清晰明了：一旦察觉到潜在风险，便立即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尽可能收回已有投入。
他们属于务实类型，虽然可能错失部分未来收益，但优先保障了资金安全。
第二类供应商则采取了观望态度，对于恒大的新项目开始有选择性地接受。
过去他们可能全盘接收恒大提供的订单，现在却转变为精挑细选，尽可能避免需要大量垫资的业务。
这些老板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意识到恒大可能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难以完全割舍，因为公司仍有大量应收账款掌握在对方手中。
他们实施的是渐进式调整策略，根据形势变化随时做出反应。
第三类供应商保持了坚定的忠诚，选择继续信任许家印的领导。
这种态度可能源于长期合作形成的依赖，或是被潜在利益蒙蔽了判断力，他们依然投入资金承接项目，期待能够持续获得丰厚回报。
不同的决策路径最终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果断撤离的供应商虽然牺牲了部分预期收益，但成功规避了更大风险。
采取观望态度的企业遭受了较重损失，不过尚未达到破产的程度。
而那些坚持全情投入的供应商，往往陷入严重的债务困境难以脱身。
然而，在这个分化明显的格局中，还存在一个特立独行的案例。
古少明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他的应对方式完全超出了常规预期。
他并未中断与客户的业务往来，也未向合作方催收逾期款项，更没有采取激进的对抗措施。
他唯一的应对策略是着手逐步出售自己所掌控的企业股权。
宝鹰集团曾长期作为恒大集团在装修领域的核心合作伙伴，其业务高度依赖这一大客户。
在双方合作最为紧密的阶段，恒大带来的收入一度超过宝鹰集团总营业额的40%。
这种依存关系十分显著，以至于恒大经营上的任何波动都会直接冲击宝鹰的运营状况。
更值得关注的是，早在2015年，宝鹰集团曾向恒大投入高达50亿元的资金入股。
这笔巨额投资始终如同悬在头顶的潜在风险，时刻可能带来不可预估的影响。
随着2018年恒大调整付款周期，古少明开始有意识地收缩与恒大的业务规模。
进入2019年后，他敏锐地察觉到两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第一个异常来自财务方面。
作为长期承接恒大装修项目的供应商，宝鹰对恒大的工程进度非常清楚。
2019年前六个月，各装修供应商实际完成的恒大项目数量出现显著下滑。
然而，恒大在此期间发布的半年度财报却显示营收数据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增长态势，表面业绩依然亮眼。
这种反差令人费解，收入来源难以用常规逻辑解释。
第二个异常体现在许家印的公开行为上。
2019年国庆期间，许家印高调现身天安门城楼，并拍摄多张照片在各类渠道传播。
与以往的低调作风不同，他突然开始频繁展示个人形象，这一转变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古少明虽然无法完全理解这两方面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但直觉提醒他应当迅速采取避险行动。
他之所以能够较早识别潜在风险，与其深厚的行业经验和职业背景密不可分。
他的职业生涯起点是在普宁粮管所担任会计职务，随后被调往深圳的一家国有企业担任财务经理职务。
在九十年代初期，他选择了自主创业，投身于装修行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创建了宝鹰集团。
由于他拥有深厚的会计背景，因此对于数字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同时对潜在的风险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
在普通供应商老板的思维模式中，关注的核心问题通常是恒大所欠款项能否成功收回。
若能收回欠款，他们倾向于继续维持合作关系；反之，则可能会选择终止合作。
然而，古少明的思维方式与常人截然不同。
他并未将"能够收回欠款"作为决策的基础假设，而是直接预设了一个更为严峻的情境：如果恒大最终无力偿还债务，他应当采取何种应对策略。
一旦这个假设成立，得出的结论就变得十分明确——出售公司，实现彻底的切割。
只要宝鹰集团仍然由他掌控，恒大的潜在风险就会持续不断地向他传导。
然而，若将公司转让给其他方，那么与恒大相关的一切问题将不再与他有关联。
至于接手方是否会面临亏损，这并非他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
时间回溯到2019年10月，当时许家印曾公开分享相关动态。
紧接着在同年12月，古少明与珠海国资方面达成了初步的接盘协议。
到了2020年1月15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文件。
随后在2020年1月21日，相关的股权过户手续全部顺利完成。
从做出决策到最终执行，整个过程仅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迅速的行动充分反映出古少明在决策过程中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迟疑。
通过转让22%的股权，他成功套现了16.2亿元资金，自此与宝鹰集团彻底脱离了关系。
仅仅两个月之后，恒大开始出现危机迹象，此时其他供应商老板虽然想要效仿古少明的做法，却为时已晚——市场上已经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间点接手相关业务。
珠海国资在接手宝鹰集团之后，最初对该项目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作为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尽管与恒大存在业务往来，但他们认为这并不会构成严重问题。
随着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其关联企业所面临的财务困境不断加剧。
宝鹰集团因长期依赖恒大的业务合作，累积了规模庞大的应收账款。
这些款项随着恒大资金链断裂，迅速转变为无法收回的坏账。
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宝鹰的实际控制方国资部门采取了多项紧急措施试图挽回损失。
他们着手对集团内部进行业务重组，优化组织架构，并积极引入外部资源。
然而，恒大遗留的财务缺口过于巨大，远超国资的应对能力范围。
进入2024年，宝鹰集团的财务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因净资产为负被实施特别处理。
此时国资才逐渐意识到，前任掌舵者古少明并非不愿施以援手。
而是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嗅觉，早已预判到这场危机无法化解。
因此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及时退出。
2025年，为缓解资金压力，国资决定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
此次引资采用了增发新股的方式，而非直接转让现有股权。
这一决策的背后是现实的无奈：由于股价持续暴跌，直接减持将造成巨额亏损。
通过增发方式至少能在账面上维持持股比例，保留未来股价回升时的退出可能。
但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确实值得深入思考。
与此同时，古少明以深圳普宁商会执行会长的身份现身母校活动。
公开照片中的他容光焕发，神情自若。
那份从容不迫的气质，仿佛印证了当初的判断。
精明的决策者从不将希望寄托在渺茫的转机上。
在商业领域，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于缺乏洞察力。
而在于明明看清了危机，却仍抱有侥幸心理。
古少明通过分析恒大的财务报告，察觉到了潜在的风险信号。
他也敏锐地捕捉到许家印异常行为背后隐藏的焦虑。
基于这些观察，他果断采取了最彻底的避险策略。
这并非背信弃义，而是商业决策中的理性选择。
那些选择继续与恒大合作的供应商们，动机各不相同。
其中有多少是出于对许家印的盲目信任？
又有多少是因投入过深而难以抽身？
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连当事人也难以说清。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当危机来临之际，最先采取行动的人往往是那些最了解内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