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京。外交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条约委员会的几位领导正逐个对一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温言规劝，希望他能来外交部工作。

这个青年就是二十一岁的厉声教。自此，厉声教毅然投身外交事业，在其五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多次代表新中国参与中缅、中印等边界谈判，以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等重大国际谈判，是公认的国际海洋法和中国边界与海洋事务专家。

因诗词造诣极高，厉声教又被称“诗人外交家”，并被赞誉为“身兼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和文学家于一身”。2017年，厉声教逝世，系“2017年逝世的十位国家脊梁”之一。

2025年是厉声教九十周年诞辰，在波诵云诡的外交舞台，他书写的传奇历久弥新。

国脚梦碎，幸而文理兼修，成绩优异

1934年，南京一幢二层小洋房里不时飘出美妙的钢琴声。女主人唐丽玲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钢琴科，从欧美游学归来后，在浙江大学任教。此时，她已身怀六甲，弹奏古典名曲是她每日必受的精神洗礼。

男主人名叫厉麟似。他出身杭州名门望族，先祖是清代大文学家厉鹗，父亲厉良玉是金石书画名家。留日、留德十余年后，厉麟似回到国内，在教育部任职，致力于文化外交。

1935年1月7日，小洋房里迎来新生命，男孩取名为厉声教。在琴声与诗书的浸染中，厉声教接受着中西两方面的文化熏陶。两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与国民政府高层意见相左，厉麟似辞去职务，举家迁往上海。然而，日本侵华野心不断膨胀，上海岌岌可危。一天夜里，睡梦中，厉声教被一声巨响惊醒，惶恐中，母亲说道：\"打仗了”

不久，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幸运的是，厉家住在英美租界，相对安全。在父亲的指导下，厉声教秉承家学，稚子之龄便能作诗词、楹联，天赋尽显。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同盟国正式交战，租界也被日军占领。当时，厉声教已上小学，一天上课前，老师面色凝重地宣布：“中午下课后同学们不得自行回家，必须集体在老师的护送下回家。”

此后，校门口街道两旁总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列队把守，学校里也多了一位日语老师。被屈辱和不安笼罩，厉声教抗拒学日语，从不好好听课。那段时间，厉麟似也在无声地和日本人对抗。作为教育界知名人士，又曾留学日本，日伪当局多次试图拉拢他，而他坚持“非暴力不合作”，不卑不亢，令日本人无可奈何。

也因此，厉麟似失业了，家中生活一度难以为继，全靠亲友救济勉强维持。有一次，家里断粮，母亲让厉声教向亲戚求助，可是，到了亲戚家门口，厉声教实在羞于启齿，最终空手而返。

中学时，厉声教（前排右一）与篮球队队友合影

即使这样，厉麟似也没有妥协。饥寒交迫的日子里，他默默翻译日本和德国的军事著作，没有署名，也没有报酬。从父亲身上，厉声教看到了一介书生的傲骨，他始终牢记着父亲讲过的岳飞的故事，把“尽忠报国”四个字刻进了自己心里。

上中学后，厉声教不仅成绩优异，还显露出非凡的运动天分，在足球、篮球、田径等项目上都有出众的表现。因多次参加全国性体育比赛，厉声教逐渐在上海小有名气，那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国脚。

1952年，厉声教考人南京大学地理系，就读经济地理专业。他不仅是校篮球队、足球队的主力队员，还如愿入选南京市足球队，并在南京大学首届校运会上夺得男子一百米短跑季军。

课堂上温文尔雅，运动场上身手矫健，一时间，厉声教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然而，他很快发现，很多次上场比赛时，仅短短一段时间，他就会感到体力不支，上气不接下气，需要平躺几分钟才能继续比赛，教练评价他“技术精湛，但后劲不足”。

为此，厉声教去请教大伯父厉绥之。厉绥之曾在日本学医多年，是中国第一代西医，经其诊断，厉声教得知，因少年时长期营养不良，自己的心脏发育受到了影响。这样的身体底子，不可能成为一流球员，自此，厉声教的国脚梦彻底破灭了。

幸而，他文理兼修，功课门门优秀，英文更是出类拔萃。课余，他写诗作词，撰写英文小说，还将先祖厉鹗的名篇佳句翻译成英文。在老师眼里，他是“可造之才”；在同学心中，他是\"品学兼优、诗书传家的学子”。

1956年，厉声教从南京大学毕业，适逢外交部人事司到南大挑选毕业生，教授们一致推荐了他。没想到，正式分配时，学校有关领导提出异议，认为厉声教不适合进外交部工作。一来，他不是党员、团员；二来，肃反运动时，他对国内外问题的见解与主流观点不一致；再者，他的父亲与几位伯父都曾留学海外，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

而这些，厉声教毫不知情，最终他被分配到外交学院当教师。赴京前夕，他写下气势磅礴的《满江红·浩浩长江》：“浩浩长江，万里浪，挽澜击楫。同坐望，北楼钟鼓，哪堪别离。踏遍三山程门雪，勘明四海达摩壁。溯万象，何事主沉浮，观王气。听晚唱，迎朝日。惜少壮，博奇志。叹青春豪放，笔端星驰。誉满六朝金粉地，此去天下谁相知？人梦里，明月照秦淮，长相思。”

满怀着豪情，在新中国建设的史册上，厉声教将书写自己的青春风采。

二十一岁，被外交部三顾茅庐

进人外交学院后，厉声教被安排讲授英国经济。不久后的一天，外交部人事司的吴化远科长找到他，自报家门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已派人到你校调查过，选中的是你！老专家对你的材料很中意，你这就跟我去那里上班，怎么样？”

“老专家”，指的是刘泽荣，他是我国国际法领域从事领土问题研究和实践工作的权威，当时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

原来，厉声教是外交部指定的刘泽荣的接班人，而那个名额，南大擅自给了厉声教同班的党支部书记。报到后，外交部发现来人不是既定人选，就把那位同学分配回了其原籍云南的外事处。得知厉声教去了外交学院，他们马上派人来邀请。

事发突然，厉声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提出先和刘泽荣见面谈一谈。不巧，吴科长带厉声教来到条约委员会时，刘泽荣有事出去了。尽管厉声教从秘书们口中得知，条约委员会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设立的，是外交部最重要的业务部门之一，但他还是坚持见到刘泽荣后再做决定。

一周后，吴科长二顾茅庐，带着厉声教再次来到外交部。可还是不巧，刘泽荣又出去了。这次，“围攻”厉声教的，是条约委员会的各级领导。对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态度温和，不厌其烦地劝他尽早过来工作。这样“不拘一格降人才”，令厉声教深受感动。尤其是听到刘泽荣纵横国际舞台的传奇经历后，他心生景仰，可是，当时的他一心只想研究国际经济问题，对领土问题缺乏兴趣，于是仍然坚持先见一见刘泽荣。

不久，厉声教第三次来到条约委员会，在办公室里，他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刘泽荣。“他个子不高，待人温和，敦厚沉稳，丝毫没有阳春白雪的孤高或恃才傲物的骄矜，观之可亲。”这是刘泽荣给厉声教留下的第一印象。

那天，厉声教聆听了刘泽荣对领土问题的介绍：“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关系到一国的核心利益。”他声音舒缓，语调平和，但在厉声教听来，却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聘。他一扫之前的畴躇，当即决定进入外交部工作。

厉声教与父亲厉麟似、母亲唐丽玲

从此，二十一岁的厉声教正式成为刘泽荣唯一的入室弟子，同时也是极少有的以非党员、非团员身份加入外交部的年轻干部。

那时，不管多忙，刘泽荣都会每周抽出时间单独指导厉声教。无数个夜晚，他们或促膝长谈，或研习学问，或处理业务。刘泽荣曾客居俄国多年，数次被列宁接见，他不仅是最具权威的俄语专家，英语也说得十分流利。越是了解刘泽荣的经历，厉声教就越是觉得高山仰止。有一次，厉声教专门找了一个生僻的问题去请教刘泽荣，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博学。没想到，刘泽荣非但没有被难倒，还结合亲身经历过的鲜活案例帮助厉声教消化理解。

“治学除了求真、求实外，还要经世致用，要有心怀天下的济世情怀。”刘泽荣的旷世才华和坦荡胸襟令人折服。厉声教的斗志也被激发了出来，他开始废寝忘食地阅读各类专业书籍，特别是国际法领域的，几乎每天都学习到凌晨。

当时，国际法被西方操纵，要想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就必须有自己的国际法权威，对此现象加以改革。厉声教给自己定下了人生自标，那就是，将来像刘泽荣一样，成为一名国际法专家。

厉声教经常受邀到刘泽荣家里吃晚饭，也因此与同院居住的另一位专家倪徵燠相熟起来。倪徵燠的经历同样传奇，他曾多次亲历并参与重大国际立法和国际司法活动，在著名的东京审判中，他凭借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将日本法西斯战犯永远地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

两位前辈诲人不倦，欢声笑语回响在位于东单苏州胡同的小院里，这也为厉声教与倪徵燠后来的并肩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刘泽荣、倪徵燠与另外一位专家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最终，中央采纳了专家们的意见，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会议上，看到几位专家年纪都大了，毛泽东关切地问：“有没有年轻人？”得知有厉声教这样的大学生也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他非常欣慰，频频点头。

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让厉声教备受鼓舞。尽管不久后刘泽荣被调入商务印书馆主编《俄汉大辞典》，但厉声教始终以他为人生榜样，努力学习、工作。晚年时，回忆起那段奋进的时光，厉声教说：“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做于国于民大有意义的事情，再加上外交部当时的良好环境，令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振奋，每一个细胞都充满活力，蓬勃向上。”

当时，我国与邻国间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厉声教开始参与边界谈判。在解放军的护卫下，他全程参与了中缅边界的划界及谈判工作。边界条件艰苦，他跟着巡逻员，螳河涉水穿越丛林，一点点地勘察，路途中喝的经常是浑浊的水。1960年10月1日，中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边界条约》。这份协议是中国与邻国的第一个领土协议，为后来的领土谈判做出了示范。

除此之外，厉声教在中印、中朝等边界谈判中，表现也都可圈可点。同年，他撰写的调研报告《波兰领土变迁》以及对德波边界问题的研究获得中央领导的关注与重视，被外交部安排在大会上做专题业务讲座。

1961年，厉声教与刘泽荣（右）、倪 （20 1964年夏，厉声教在外交学院徵燠（中间抱小孩者）

历时近十年，定稿中文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后来，受政治运动影响，厉声教和大批外交部的干部一起被下放至干校。劳动之余，一本《领海法概论》成为他的必读书，那是师父刘泽荣撰写的。扉页上，是熟悉的亲笔题赠；耳边，是亲切的带有广东口音的教诲。可刘泽荣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

1971年年底，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部国际条法司成立后，厉声教被抽调回来从事海洋法工作，并有幸与早年便已亦师亦友的倪徵燠并肩战斗。当时，出国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和海洋法会议时，倪徵燠担任中国代表团法律顾问，厉声教则是他的助理，负责起草各类报告及协调工作等。

一次整理资料时，厉声教发现，由于巴西等国提出了“两百海里领海”的主张，当时，中央考虑和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有意放弃自1958年以来对“十二海里领海”宽度的一贯主张，支持将领海范围扩大至“两百海里”。

这一主张，让厉声教心急如焚。原来，学地理出身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主张“两百海里\"这样广阔的领海，适合一些拉美国家的国情，而以我国的地理情况，如果坚持这一主张，将会加剧与邻国的矛盾，危害和平。同样，如果邻国都主张“两百海里领海”，也会侵犯到我国的国家权益。

在研究中，厉声教还发现，事实上，大部分拉美和非洲国家主张的“两百海里\"其实是指“专属经济区”，而非“领海”。在国际法中，这是两个概念，而国内很多学者缺乏实践经验，把它们混淆了。彼时，“文革”还未结束，这样严重的问题也没有人向上反映。

“领海宽度若是没定好，怕是要打仗的！”想到师父刘泽荣曾经的告诫，厉声教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提出建议，然而，司领导对此不以为然。更糟糕的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发言，而他的发言稿中，就涉及“两百海里领海权\"问题。

情况紧急，厉声教夜不能寐，他想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是父亲厉麟似的故交，早在德国留学时，两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1958年，周总理全程参与了专家们对领海问题的汇报。厉声教相信，周总理一定能理解他的担忧。他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夜写了信，请人转交周总理。仅仅两天后，周总理就做出重要批示，并在材料上加了“特急”二字。很快，乔冠华收到外交部的加急电报，按照要求，他将发言稿中的内容做了修改。就这样，一场国际危机消弭于无形。此后，厉声教数次受到周总理约见，和他面谈领海问题。

周总理不顾病体，为国家鞠躬尽瘁，令厉声教崇敬不已。1973年12月，厉声教代表国家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那时，外交官的生活十分清苦，在纽约，厉声教经常一天只花一美元，可谓用最少的花费，将对祖国最饱满的激情展现在国际法的舞台上。

凭借优异的工作表现，厉声教被赞为“钻研业务的学者型干部”，并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肯定。同事们这样评价他：“为人正派，事业心强，对工作的细致认真令人钦佩，对一些问题都能把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

1976年，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在悲痛中，厉声教写下《望海潮·悼周恩来总理》：“武侯星陨，江山依旧，千秋寂寞圣贤。投笔岚山，运筹黄埔，一生戎马多艰。道义一肩担，保国祚早定，天下长安。日月经天，大鸾翔宇御浩然。舟楫不避狂澜，有中流一柱，可比金坚。八阵图残，三分梦碎，诤谏无补空谈。长泪满青衫，叹午门惊变，雨覆云翻。遗爱犹存，躬耕人去空园田。”

1972年，中国出席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代表团成员在日内瓦。右一为厉声教

这阙词哀而不伤，后来被公认为是“纪念周恩来总理诗词中的经典之作”。

海洋法会议还在艰难推进，带着周总理的期许，厉声教一次次跟随倪徵燠踏上漫长的国际谈判之旅。1982年，历经近十年的讨论和谈判，人类历史上最全面、最完整的国际海洋法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牙买加诞生。

在国际条约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地位仅次于《联合国宪章》，被海外媒体称为“海洋大宪章”。其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按照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十二海里。”

“十二海里领海宽度，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符合国际历史潮流。\"中国坚持“十二海里”领海制度，并签署了公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参与国际法的立法活动，维护了国家海洋主权和利益。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定稿人之一及英文本的参与者，厉声教非常欣慰。

外交使节的模范，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

在国际法的舞台上，厉声教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国家托付的重任。1986年，厉声教赴任中国驻巴巴多斯大使馆参赞。次年，正值中国与巴巴多斯建交十周年，他又担任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在这个加勒比岛国，厉声教积极推进中巴友好合作。与巴巴多斯总理交谈时，他对世界地理的变迁如数家珍，让对方佩服之至，这为后来良好的中巴关系打下了基础。

1973年，周总理的“特急\"批1987年，厉声教（右）与巴巴多斯总理在一起示

不久，厉声教从巴巴多斯卸任，被任命为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主管侨务。多伦多聚集了大量华人，不管他们来自大陆还是台湾，只要有困难，厉声教总是热心提供帮助，尽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他们组织的活动，他也会尽量安排时间出席，经常忙碌到深夜。

光风霁月，至真至纯，在华人华侨中，厉声教口碑载道，更有知名人士特地致函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对他不吝赞美：“厉声教副总领事，为人善良，多才多艺，建树良多。为中国和加拿大的邦交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又关心华人社区繁荣安定和团结，更促进中加人民友谊的发展，实为外交使节的模范。”

身在异国，祖国的景象时常潜入梦境。一个夏夜，厉声教梦回杭州，醒来后，怀着思乡之情，一闋《浣溪沙》一挥而就：“一棹菱歌曲院深，碧波从容绿无痕。藕花红消月盈门。满把流光谁吊问？桨声何处不销魂。梦回犹作宦游人。”

1996年，厉声教即将调回祖国，各侨团闻之深感遗憾，十余个极有影响力的华侨团体负责人联名致函，向外交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提出“不情之请”，希望能挽留这位德才兼备的中国外交家。此外，多伦多各界华人也联名呼呼：“我们愿不怕冒昧，特联名呈函阁下，祈望能让厉声教副总领事在多伦多继续工作一段较长的时间，则是多伦多各界华人之幸也。”

1995年，厉声教（右三）与同事们在多伦多

厉声教的声望，可见一斑。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久，厉声教回到祖国，从外交部正式退休。退居二线后，作为国家边海事务方面的专家，他受邀担任外交部的顾问，在国际法领域继续皓首穷经。

往事依依，几十年过去了，又经历数度搬家，厉声教的抽屉里始终珍藏着刘泽荣赠送的那本《领海法概论》。书页早已泛黄，谆谆教诲却言犹在耳。踏着师父的足迹，厉声教兼任了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弹精竭虑为国家培养国际法方面的人才。

在厉声教的引领下，新一代外交人才持续接力。在弟子们心中，厉声教是“外交活字典”，是“最敬重的领路人”厉声教则赋诗勉励青年学子：“残漏催人老，岂得负寸阴。欲逐飞熊去，垂钓渭水滨。华发偏因循，青春正革新。枕流息俗念，耳净听松吟。”

尽管在诗中流露出归隐之意，但厉声教并未停下脚步。凭借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他受邀在包括美国《赫芬顿邮报》在内的多家国际知名报刊上开设英文专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成为我国首位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开设个人专栏的中国外交家。不经意间，在文化外交的道路上，厉声教与父亲殊途同归。

年近八旬时，厉声教应外交部之邀，承担起撰写条法司司史的重任。每周，他都要去外交部调取资料，联系曾经的当事人核实情况。而那时，他的身体健康已每况愈下，老同学、老同事都知道，“他是累病了”。生命的烛光即将熄灭时，厉声教还在整理自己的外交日记，那是他留给后辈的珍贵遗产。

2017年8月6日，厉声教病逝，享年八十二岁。他的遗愿有三：第一，身后事一切从简，不给国家和亲友增加负担；第二，遗体捐出，用于医学研究；第三，丧葬费用全部捐出，一部分用于老年疾病的研究，另一部分捐给母校南京大学和上海市市西中学。

“几度浮沉天地阔，江山代有弄潮人。”虽然外交战线人才辈出，但厉声教永远不会被遗忘，外交部条法司的会议室里，悬挂着凝结了他的智慧的司史，那数十年的峥嵘岁月，不可磨灭。

对厉声教的一生，他的老同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泽椿用八个字概括：钟鼎管库，翰墨风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