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的静默岁月
贺小平/口述
沈飞德采访，杨之立整理。
序 言
贺家，根植江西永新，一门忠烈，声名远扬。贺敏学（1904—1988）、贺子珍（1909—1984）、贺怡（1911—1949）三兄妹自幼便投身革命洪流，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便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贺敏学曾获毛泽东高度赞誉，称其为“好人”，并赋予他“三个第一”的美誉。而贺子珍则成为了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然而，这段充满艰辛的婚姻却在1937年遭遇了严重的裂痕，同年贺子珍远赴苏联。1939年，她在苏联得知了婚姻破裂的消息，原来毛泽东与江青已在1938年结为连理。1947年，贺子珍归国后，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长期隐居上海，直至1979年才获准前往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陪伴她度过那段宁静岁月直至生命终结的，正是本文的口述者——贺敏学的独生女贺小平。
1947年，饱经风霜的贺子珍（图中居中左二）重返祖国的温馨怀抱。那时，李立英（图中后排正中）携女儿贺小平（图中居中左三）同行，特意前往哈尔滨，专程探望贺子珍及其侄女李敏（图中后排左侧）。图中左侧，便是李六如的夫人王美兰。这幅珍贵的画面，见证了本文叙述者贺小平与其姑姑贺子珍初次重逢的温馨瞬间。
1947年，姑姑从苏联归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回到祖国后，选择了哈尔滨作为定居之地，并立刻向萧华发电报，向主席汇报情况。主席的回复则是，贺敏学正在华北前线奋力作战，战事紧张，建议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讨论。于是，母亲便带着我，从通化出发，前往哈尔滨探望姑姑。当时母亲年仅25岁，而我仅有5岁。由于我们此前并无交集，姑姑一开始误将母亲认作我父亲的女儿，险些酿成一场误会。
“你的兄长在上海，你应当前往那里。”于是，贺子珍换乘火车抵达了上海，未曾料到，她的余生便在此地展开。
溧阳路的小崽子
1949年5月，上海迎来了解放的喜悦。我家三口人分三个不同的日子，陆续踏入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父亲，时任27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在解放的首日便带领部队从西郊奋勇向前，成功攻克了上海；母亲则在次日随政治部门抵达；至于我，则是在第三日，跟随后勤部门一同踏入了上海的土地。
贺子珍在上海的初来乍到，便安顿于溧阳路1267号的公寓之中。
最初，姑姑定居于虹口区溧阳路1267号的公寓，我也随她同住。然而，进入11月，一场悲剧不期而至。当时，小姑姑在吉安担任组织部部长，她远赴广东南雄寻回女儿贺海峰，以及贺春生、贺麓成，并为祖父扫墓，耗尽了许多时日。为了赶往南昌参加会议，她选择连续驾车数日，却不幸遭遇车祸，英年陨落，年仅38岁。父亲听闻噩耗后，立即派遣吉普车和警卫班赶往现场，将车上人员全部接到溧阳路的寓所。这些孩子中，有的是远亲，有的是素未谋面者，他们纷纷试图冒充贺怡的孩子。姑姑悲痛至极，却对来者不拒，将他们全部接纳进家门。自此，溧阳路的家中便开始了抚养十几名孩童的生活。直到1951年2月，父亲从南京调任上海，来到姑姑家，竟发现家中有一群孩子称呼他为“舅舅”，心中顿时明了。不久后，他根据孩子们的相貌和他们父母的关系逐一进行核对，将他们分别送回江西老家。而贺春生、贺海峰、贺麓成则留了下来，后来均由父亲抚养长大，并与我们一同生活。
贺子珍、贺小平、李敏与李立英依次排立；而身后，自左向右依次为贺敏学以及毛泽东主席的随身警卫。
1950年，受到二六轰炸事件的触动，我国决定成立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到了1952年，我的父亲接任了该司令部的首任司令。那时候，我家，包括我的姑姑，都住在南鹰饭店后街的一座古宅里。毛主席因对姑姑的同情以及对她不幸早逝的哀痛，曾提议从自己的稿费中额外资助贺子珍在上海的生计。陈毅元帅听闻此事后，回答道：“如此繁华的上海，怎能连一个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贺子珍都无法赡养？”据传，陈毅元帅曾安排姑姑担任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有人称呼她为“贺部长”。我听说她曾在杭州妇女部任副部长，不过关于她在上海的职位情况，我不确定是否真有此职位。即使有，这个职位似乎也长期只让她领取薪水，而缺乏实质性工作内容。
“若电影安排在下午2点钟放映，请务必确保提前至1点或12点半抵达影院，切记不可透露电影于2点准时开场的信息。她必定会因为需要更换服装、清洗头发及面部而迟到。每一个步骤都马虎不得。”
位于南鹰饭店后方的这处住所，是贺子珍在上海的另一居所，那座历尽沧桑的老宅，便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泰安路居所生活
1952年，父亲完成了转业，带领一群指挥员共同创建了建工部，并身兼副部长及华东建工局局长之职。此后，我们全家迁至了现在我所居的泰安路。到了1955年，入住不久，父亲便前往西安，就任建工部西北管理总局的第一副局长，最终荣升为局长。在上海的家中，由于人口众多，居住环境显得异常拥挤。我和海峰、外婆三人同住一室；春生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仅能分得一间狭小的空间；而姑姑则住在二楼东侧，那是家中最大、最舒适的房间。
在我家，姑姑备受尊崇，起初我们甚至将家事全权交予她打理。然而，姑姑性情豁达，挥金如土，显然并非理财高手。记得有一次逛街，她看中了一件灯笼袖的真丝衫，只因曾在俄罗斯穿过类似的款式，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一整箱——两件留作己用，一件长袖一件短袖，其余的则慷慨赠予他人。我和海峰也各得了一件。她总是如此慷慨，将口袋里的钱全部借出，毫无保留。这种生活方式导致家中经济常常在月底陷入困境，她便会悄悄向我借购菜金。尽管如此，姑姑从不拖欠，一拿到工资便立刻如数归还。我劝她不必急于一时，但她坚持“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原则。几个月后，她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最终主动让外婆重新掌管家务。那时，姑姑每月工资208元，其中8元用于交纳党费，剩余的200元全部上交外婆，这充分体现了她对金钱的淡泊态度。
1955年，贺小平于上海泰安路家中，与父母共度那段温馨的时光。
在我庆生的那一天，姑姑对我们这些晚辈总是洋溢着满满的爱心。夜幕降临，爸爸大约在八九点钟才踏入家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哎呀，今天是小平的生日啊！”然而，妈妈却误以为生日庆典已经落幕，因为餐桌上已经空空如也。姑姑却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庆祝方案——效仿苏联人的庆祝方式，用汽水搭配冰砖。于是，我们买来了一块巨大的冰砖，将其切成几片，大家分而食之。就这样，那个生日派对因此变得格外欢快。
吸烟对孩子的健康有害，这让他感到不适。姑姑对此体会颇深，因而迅速掐灭了烟头。她对孙子的疼爱溢于言表，每日都会细心询问：孔继宁今天吃了什么饭菜，喝了什么汤水，事事都牵挂在心。即便深夜，她也会悄悄起身，检查孙子是否踢开了被子。
“小平，你看过《参考消息》了吗？看过的话，里面都说了些什么？”我常常俏皮地回答，声称文字都被她“吞噬”了，话音刚落，她就会忍不住笑出声。在这件事上，别和她争论，她一旦认真起来，可是不容小觑的。
外界常将她心智状况误解，实则情况复杂，非简单言语所能诠释。在众人眼中，她的某些举止或许显得异于常人，但若深究她的个人历史，这一切似乎都变得合理解释。例如，尽管饥饿到几乎无法起身，她仍坚持不吃不喝，这背后是她曾在苏联的精神病院里长期被迫昏睡，镇静剂的存在使她对食物产生了天然的恐惧。在康生掌权期间，她敢于直言不讳地揭露其品行不端，这在他人看来或许显得她思维有偏差。还有，她的作息规律与常人迥异，别人忙于白日，她却选择夜晚活动，她解释说这是出于对主席生活习惯的模仿，主席夜间不眠，她也随之效法，而当别人晨曦时分开始工作，她却正沉睡。这些非传统的行为，是否能够被归类为某种病态呢？
终生寻子
“这一切都是因为主席的安排，他小时候四处流浪，回来后成了农夫，而后又被派往朝鲜，自此便再无音讯。”姑姑似乎对主席对岸英的严格管理有所微词。在苏联的日子里，姑姑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确保两个孩子的饮食无忧。娇娇（李敏）曾提起，岸青哥哥经常丢失笔头，不得不时常向母亲求助购买。岸青与姑姑曾在福建重逢，却未曾踏入泰安路。娇娇与她的两个哥哥感情深厚，我们住在南鹰饭店附近时，她每年都会来到家中，与姑姑一同欢度春节。
“您育有六名子女，能否告知您的长子出生于哪一年？”她警惕地追问：“您这样询问，究竟有何目的？”我紧接着追问道：“那么次子又是何时出生的？”她答道：“次子生于1932年，那时红军长征已持续两年有余，他那时已能蹒跚学步……”
若她果真是主席之女，那么她的待遇或许只会略微优于李敏；而若非如此，对她来说或许更为不利。她目前生活富足，所需之物已足，或许不应让这份疑虑长久困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月花认同了我的观点，于是她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卢虹、贺子珍、贺敏学、李立英、陈莉、贺小平等，而前排则由贺汪洋领衔。
另外，关于小毛的故事。1953年，我的姑母致信江西省长邵式平，寻求帮助寻找失散的亲人。在江西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发现了一位名叫朱道来的青年，他的情况与姑母的描述几乎一致，甚至连血型都匹配。姑母对此感到无比欣喜，便将他带回家里。到了1970年，我们两对新人便在此地结为连理。但事情的发展却变得曲折复杂。一位名叫朱月倩的女士出现，她声称小毛（朱道来）是她与霍步青的儿子霍小青。由于江西的“霍”与“贺”发音相近，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知收养方，不论小毛是已故还是被卖掉，都应保持真实。然而，朱月倩的说法不断变化，让我们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境地。毛主席原本计划见一见霍小青，但接到一个未确认身份的电话，组织上建议他不要见面。可能是总理的电话，因为总理看过霍小青的照片，觉得他的络腮胡子与毛主席的形象不太搭配。毛主席尊重了组织的决定，没有与霍小青见面。我当时心想，见一面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青在婚后第二年不幸离世，由于死因扑朔迷离，我未能亲自参加他的葬礼。姑姑在医院中时常提起小青，我不得不隐瞒他去世的消息，深怕一旦真相大白，我只能编造谎言。因此，我声称我们自始至终未曾有过书信往来，后来甚至声称他已经远赴海外。
彭德怀、谢飞探访
数十载春秋，我始终守护在姑姑的身边，目睹了她孤独与寂寞的身影，亦深切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与人际关系的纷繁复杂。除却陈老总，鲜少有人前来探望，就连邻里也对她的存在一无所知，不知在这片土地上，贺子珍正悄然居住。她的生活节奏与众不同，除却亲人，与外界交往甚少。
1956年，我选择了退学回家，而春生和海峰则继续在校园中求学。彭德怀元帅亲自莅临我家探望，他身穿夹克，身边仅有一位随员，这位随员并未下车，而是留在了车内。开关门的工作全由我负责。姑姑下楼迎接他，随后他们一起上楼进行交谈。我家有严格的规矩，大人谈话时，孩子不得随意打扰，因此我对他们的谈话内容一无所知。现在，一些资料完整地记录了他们的对话，甚至夸大了贺家海峰在旁插话的情景，但这些描述纯属虚构。彭老总离去后，姑姑显得格外激动和兴奋，她问我：“小平，你知道来的是谁？”我回答：“是彭老总，中国十大元帅之一，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彭老总的这次访问让姑姑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
谢飞阿姨，即刘少奇的前妻，曾两度莅临，其中一次是在红军长征的征途中。那时，她与姑姑携手并肩，共同在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中战斗，两人的情谊深厚。首次相见时，姑姑尚在家中，享有一定的自由。而第二次，大约在1983年，姑姑已安顿于华东医院。由于政治因素的考量，探望姑姑需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即便江西省委书记、姑姑的老战友刘俊秀就近在咫尺，若上海市委不予批准，亦无法踏入病房。谢飞阿姨向我伸出援手，她次日便将返回北京，仅有今天下午的半天时间，无法及时完成申请，遂询问我是否能够协助她一睹姑姑的风采。我欣然答应，并叮嘱她务必谨慎言辞。我陪同她来到华东医院，楼梯旁的挂牌处我们通常不使用，因彼此关系熟悉。我主动与看护人员打招呼，他们视谢飞阿姨如同我的家人，便准许我们一同步入姑姑的病房。
继此，陈老总被调至他地，他那座坐落在湖南路262号的居所也随之空旷，于1962年转由姑姑居住。然而，遗憾的是，一旦踏入湖南路，姑姑便丧失了往日的自在。她几乎变得孤身一人。市委制定了一份允许出入的人员名单，而在我结婚之际，爱侣叶启光的名字并未列入该名单，因此未能得以入内。父亲一时气愤，便决然说道：“罢了，既然大家都不去，那就让贺子珍独自在里面吧！”市委方面得知此事后，迅速前来致歉，声称是疏忽遗漏，并立即补上了叶启光的名字。外婆性格自律，尽量避免前往湖南路的招待所。鉴于这些限制，姑姑与老战友们的联系变得极为稀少，彭老总和谢飞阿姨的到访，无疑给姑姑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主席不幸因江青之害而离世。
1957年，家人察觉到姑姑的精神状况略显异样，遂以温和的言语安慰她，并陪同她至医院接受全面体检。众所周知，生活的种种磨难往往在无形中在人们的心灵上刻下伤痕，这是每个人都无法规避的。出院后，姑姑在家中静养了一段时间，继而又在南昌停留了一段时间。至1959年，姑姑在庐山与主席有幸重逢。
请务必珍视您的身体健康，严格遵守医生的建议，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的内涵。
毛贺延安
姑姑素来对主席毫无微词，反倒是常自责不已。往昔，她远赴苏联之际，主席曾多次发电报试图将她留下，但姑姑去意已坚，其背后既有个人之因，亦受客观情势所累。她曾向我透露，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在长征途中，她怀有身孕，生育之苦让她难以承受。当她再次怀孕，内心十分苦闷，心想不如先到苏联安定下来，待孩子降生后再返回祖国；另外，她也未曾料到苏联与主席之间会出现如此大的变故，那时她尚年轻气盛，未能预见到这一点。
姑姑对江青并无丝毫印象。某日，我与姑姑及娇娇欢聚一堂，她却突然向娇娇索要江青的照片。娇娇告诉我她并未携带，并承诺日后定会呈现。她才智出众，却未曾想到那所谓的“日后”终究成空。在其他场合，姑姑总是闭口不谈，对江青的事情绝不多加提及。
昔日，我与小姑一同前往京城，途中遭遇了阻碍。自那以后，她心中便深植了一个难以动摇的信念——她坚信自己与北京无缘。1966年9月，我即将启程前往北京参与串联活动，恰巧在9月15日，毛主席将接见第三批红卫兵。姑姑提出一同前往，但我担心市委的反对。她辩称：“我只是去娇娇那里暂住，他继续担任他的主席，我并不想打扰他，为何我就不能去北京呢？我连北京的十大建筑都未曾一睹，为何我就不能去北京？”听到这里，我心中感到酸楚，只得不断安慰她，直到她不再坚持，此事才得以平息。
七十年代初，李敏带着儿子孔继宁抵达了上海，特地前来探望母亲贺子珍。
1975年，娇娇的挚爱孔令华曾将冬梅女士送至上海，并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表达了他的心意，他说：“等到主席百年之时，我们恐怕便难以再兼顾母亲这边的生活了，海峰、小平，你们两位就好好地照顾她吧。”对此，我自当全力以赴，义无反顾。
次年，一位伟人驾鹤西去。在听闻此悲痛消息的前两天，姑姑彻夜未眠，直至凌晨两点，她仍旧风尘仆仆地赶来与我和海峰交谈。我们已是筋疲力尽，劝她返回安歇，毕竟我们自己也急需休息。她稍作离开，不久又折返回来，一遍又一遍地追问：“怎么突然听说主席生病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离我们而去？”这个问题似乎牢牢抓住了她的心。后来，她提到了《参考消息》上的一篇文章，讲述了某国王后如何谋害了国王的故事。言外之意，她似乎在暗示主席可能遭遇了类似的悲剧，但并未直接提及是江青所为。
姑母性格坚毅，意志力顽强，日常生活中鲜少流露泪痕。然而，在那位伟人逝世的次日，华东医院的乔主任前来为她进行诊疗，甫一进门便悲痛欲绝，放声痛哭。姑母在乔主任情感的触动下，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泪水，泪珠滚落。但她并未出声，仅轻轻抚弄袖口，默默拭去几滴滚落的泪珠。
经过两日的情绪沉淀，姑姑安放了一把藤椅在电视前，自晨至夕，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关于主席离世的消息滚动播放，全程未曾停歇。
临终未聚
自“四人帮”被剿灭，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我家也因此享受到了空前的宽松。1979年，姑姑荣获全国政协增补委员的殊荣，得以受邀前往北京，瞻仰毛主席的纪念堂，并有娇娇夫妇同行。华东医院的同事护士回来时，向我提及了这一经历。她告诉我，姑姑在其他地方并未落泪，然而，当她抵达中南海主席的居所时，却突然失声痛哭。我询问原因，便建议你观察她的目光所及之处，自行探寻答案，无需直接问她，因为她可能难以启齿。我们推测，或许她发现了某件物品，可能是两人共同使用过的，又或是她赠予主席，并在其临终之际仍陪伴在侧的物品，这份情感让她无法自制，因此失控。
于北京301陆军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内，姑姑已静养整整一年。时光荏苒，她心中愈发渴望回到上海的家中。听闻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曾受益于这位针灸医师的精湛医术，我父亲灵机一动，意图将这位技艺非凡的医师推荐给姑姑（自1977年从福建归来未满半年，姑姑便不幸遭受中风，导致瘫痪）。然而，这位医师性格颇为独特，素来不踏足医院为患者诊疗。加之姑姑在北京的饮食习惯与上海迥异，这亦是她不愿继续滞留京城的重要原因之一。
恭贺贺怡女士的养子刘子毅先生、贺小平先生、贺子珍女士，以及贺海峰先生。
上海市委出乎意料地作出决定，禁止姑姑继续居住在湖南路的旧居。我和母亲在虹桥机场的候机室里静候，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张世珠亦在场。他提议将姑姑安置于华东医院，并询问谁将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随即把这一消息通报给了父亲，父亲信心十足地宣称一切将由他来打理。但当时父亲并未身处现场，母亲不敢将这番话告知于他。姑姑抵达后，张世珠和医护人员迅速上前将她从飞机上搀扶下来，并送往华东医院。次日，姑姑醒来后便表达了不愿留在华东医院的意愿，希望能出院。华东医院因此向中央政府提出投诉，指责贺家干预治疗，并试图煽动病人出院。面对这一局面，父亲并未退缩，他在福建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贺子珍本就无意居住在那里，而中央政府却强迫她入住。中央办公厅拒绝了姑姑出院的请求。此后，父亲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四处奔波，努力联系其他医院以寻求转院的可能性，但最终仍被中央办公厅驳回，这让他倍感无奈。
在姑母入住华东医院的日子里，她的心情并不愉快。该院竟然将她钟爱的护士调离，转而派遣了若干不熟悉的人员照料她。其中，一位姓徐的护士在姑母不幸离世后，竟公然宣称掌握了姑母的遗言，并自诩为姑母的干女儿。姑母精通普通话，而徐某却操浦东话，二者语言不通，难以培养出深厚的感情。在这份所谓的遗言中，前半部分几乎都在提及这位护士，甚至连当时价值不菲的录音机等物品也都留给了她。然而，第四条提到将国库券遗赠给李敏和外孙，这种说法不禁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步入暮年的姑姑，其记忆力依然惊人地旺盛。当杨子江和王行娟着手撰写她的传记并对其进行采访时，杨子江便回想起1948年与她的那次访谈，并根据访谈内容整理了一份履历表，向姑姑核实细节。我和海峰负责担任翻译工作，未曾料想，无论是对具体年份、地点的回忆，还是对当时工作岗位的描述，姑姑都能精确无误地一一列举。甚至，她还能亲手写下自己入党时的介绍人姓名。
1984年四月，我的姑姑持续高烧不退，华东医院仅对她进行了青霉素治疗，并未采取更进一步的抢救措施。14日，市委招待处的祝副处长向我及海峰询问姑姑喜欢的羊毛衫款式和被褥颜色，这让我感到愤怒，心想在姑姑病情未稳定之时，竟然已经谈及身后事宜。我不禁想，即便她不是普通家庭主妇，她的遗体难道不应以党旗覆盖，而非普通被褥吗？15日，父亲从福建急速赶回，建议医生使用“安宫牛黄丸”，并通过鼻饲法在17日上午帮助姑姑降温，使她能与医护人员沟通。但自17日下午起，医院禁止我们的亲属进入病房。19日下午，姑姑生命垂危之际，母亲请求医院允许直系亲属李敏等人进入，但医院仍以会影响抢救为由拒绝。直到市委书记陈国栋亲自探望并离开后，我们才被允许进入病房。遗憾的是，姑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可能有所托付，而我们却未能得知。
仅剩两箱遗物。
“悼词自应由组织负责撰写，家属仅需负责审阅。”然而，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缺乏姑姑的档案资料，他们无法完成悼词的撰写。
一、骨灰需安放于八宝山第一厅；二、凡政治局委员及以上级别的干部，均须献上花圈。姑姑离世后，终得享她生前应有的尊敬与礼仪。
速令市委机要员呈递讣告，然外地来宾因路途遥远，送达恐延时日。追悼会上，祝副处长与徐护士悲声震天。遗憾的是，悼词内容未能抓住重点，似乎匆忙草率而成。
在1968年的岁月里，贺家迎来了第三代的三位姐妹，她们分别是贺海峰、李敏与贺小平，自左至右依次排列，她们在上海定格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最初，华东医院负责妥善保管姑姑病房内的遗物，而后，这些物品便转交至市委管理。湖南路的住所则被严格限制出入。市委特地派人送来两个装满水果的竹篓至东湖招待所，交与娇娇，并告知她，贺子珍的物品都已妥善安置于此。其中，有两个皮箱格外引人瞩目，那是姑姑自苏联归来后便一直随身携带的，直至她离世，箱内物品从未有所增减，这充分体现了她一生的清廉，除了必需品外别无他物。这一举措显得格外决绝，使上海成为了娇娇心中永远的痛，二十年来，她未曾再次踏足此地。
“领袖家风——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型巡回展”于2004年2月在上海盛大揭幕（此前已分别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成功举办，上海站之后，展览将一路前行至韶山），我们随同娇娇一同踏上了前往湖南路招待所的参观之旅。她沿着楼梯缓步而上，并未急于踏入姑姑的住处，而是先驻足于她个人的房间，以及主席逝世之际我与海峰曾短暂寄居的房间，这才转身走向走廊。直至即将下楼时，她才缓缓步入姑姑的居所。二十载岁月如梭，内心深处那份柔软的情感依旧难以掩饰。
在探讨我姑骨灰安置问题时，2010年娇娇参加世博会期间，我曾向她提出几点建议。我认为，尽管目前安置在八宝山并无不当，但从长远考虑，我们相继离世后，这可能带来不便。因此，我建议将姑姑的骨灰迁至井冈山。我父亲的部分骨灰已安放在江西茅坪，那里的人民对贺家评价很高。娇娇听后表示赞同，并表示会深思熟虑。
身为父亲唯一的骨肉，我始终沐浴在他的深情厚爱之中。然而，由于工作的需要，他长年漂泊在外，将我留在了这座繁华的上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父亲的苦心孤诣有了更深的体会。姑姑的一生，上半场犹如一位不让须眉的女英雄，洋溢着活力与豪迈；而下半场却饱受磨难，生活凄苦而孤独。父亲期望我能陪伴在姑姑身边，为她带来家的温馨和一丝慰藉。我有幸与她共度那段并不愉悦却相对平静的时光，与她结下了深厚的半生情缘。